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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1971

吴进华


      作者简介:吴进华,男,苗族,贵州福泉人,共产党员。1965年中师毕业后任教四年。1969年4月入伍,历任基建工程兵402团4连战士、文书、班长、副排长,402团宣传股干事,41支队宣传科干事、宣传科副科长,402团4营政治教导员,407团政治处副主任。l983年2月转业地方工作。2007年9月,在贵州省黔南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上退休。
  本文为2018年3月作者与战友在海南聚会时所写的回忆文章。

 

  应邀加入《战友缘》微信群以来,受到弟兄们的诸多鼓励,使我回忆起当年部队生活许多激情燃烧的岁月。其中,1971年是我们402团战斗历程中一段极不平凡的日子,也是我个人成长史上最难忘的年代之一。谨记录若干片段,与战友们分享。

(一)
四中队矿难


    1971年3月17日上午,正是乌蒙山区春暖花开的时节。我被从四中队借调到大队(团)政治处参加全团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的筹备工作。具体任务是负责审订各营连报上来的材料。在审改完几份稿子之后,自觉有几分疲惫,便走出办公室来到团部的操场上散步。突然间,操场下面的公路上警报声急骤响起,一辆红色矿山救护车从大板桥方向急驰而来,后面跟着几台大小车辆,朝着一营工地北二井口绝尘而去。我三步并作两步跨下几十级石阶,奔到公路边的礼堂前,打听怎么回事。一位老兵告诉我:“四中队出大事故了!”我脑子里“轰”的一下,来不及向政治处领导请假,拦下一辆过路的“解放牌”就向北二井口奔去。


    我来到井口广场,北二采区的3#、4#两座矿井的卷扬机仍“嗡嗡”地转动着,地面人员不多,却个个行色匆匆,忙而不乱。我跑到矿井入口处,正赶上一台U型矿车要往下放,便跳了进去。在井口值班的四川新兵小赵严肃阻止我:“吴排副,你没戴矿灯和安全帽,不能下去!”我急中生智,抓过他头上的安全帽和矿灯扣在自己身上,就随车滑下了300多米处的底弯道,又冲到约200米开外的事故现场。


    当时,我们四中队主攻的北二采区4#运输大巷,与二营八中队从南面凤凰山下竖井开掘过来的运输大巷相向推进。其左侧100米处是一营一中队和二营六中队对攻的3#通风大巷。巷道越往深处推进,地质情况越复杂:井下瓦斯浓度越来越高,岩层越来越破碎,地下涌水量也越来越大。塌方、冒顶、瓦斯突出等险情频发。


    早在两个月前的一天,我排在底弯道抢进度时,排长李阳坤带着一班在掌子面紧张


    地打眼,我和二、三班负责装车往外运矿渣,另一名负责安全和组织四班“刹顶”的工改兵副排长凌晓起突然跑过来拉住我,厉声喝道:“吴进华,赶快去把李阳坤拖出来,要冒顶了!”凌排副是我非常敬重的师傅,他的意见就是命令。但干起活来爱玩命的李阳坤不大听他的。我是李排长带的兵,关系比较铁。接到凌排副的报警,立即带领二、三班长冲向掌子面,果断关掉几台风钻,一边拽上李排长和几位风抢手,一边指挥大家往后撤。刚冲出上坡道十多米,就听到“轰隆”一声巨响,天塌地塞,烟尘弥漫,把大家惊出一身冷汗。稍微安定之后,才看清楚是瓦斯突出,爆发喷出的煤尘和矸石把二十多米巷道堵的严严实实!所幸的是凌晓起同志报警及时,我们指挥大家撤退果断,竟无一人伤亡。


    当晚,我们通过连队向团里为凌排副报了功。团部不几天就召开庆功大会,为凌晓起同志记三等功一次。瓦斯突出处理好后,掘进继续进行。但形势更加严峻。平巷向前推进一百来米时,遇到了罕见的膨胀性岩层。松软的泥质页岩很不好打眼放炮,而且遇风见水就膨胀。顶板和两帮,用大腿粗的圆木和枋子架好顶棚和防护墙后,只听得一阵阵“咔咔”作响的恐怖声,不到一夜就将支护的圆木、木枋等折断和撕裂。巷道面铺就的铁轨下,不断喷出的瓦斯和着泥水“呯呯”作响,三四个小时就隆起一个个岩包,将铁轨掀起好高。胆小的人单身从巷道里走过,难免不寒而栗。但困难吓不倒英雄汉,施工照常进行。


    3月17日发生事故遇险的,是我们四中队二排。全排4个班近50名战士,张柱淑、葛龙生两位副排长和六班副班长余书光3人牺牲,排长兰增海等十多人受伤,几乎失去了整体战斗力。我赶到事故现场时,只见先我一步赶到的一营营长刘本正站在一堆岩石上,悲痛欲绝地哭喊道:“同志们,我对不起大家呀!”而他的上方顶板处,一块悬着的巨石正要砸下来。眼嫉手快的副连长刘忠孝一个箭步冲上去,把刘营长推向一边,又接过一位战士手中的钢钎,挠落了那块悬石,才避免了次生事故发生。我看了二排群龙无首的忙乱状况,便站到那块落石上,高声叫道:“同志们不要慌,你们的排长受重伤,两位副排长牺牲了。现在我临时代理你们排长,大家听我指挥!”于是,我指定未受伤的八班长负责带领大家救人,一位副班长负责带领两名战士观察排除险情,原先在后方组织运输的五班长负责带领他的班往井口抢运伤员。

 

  在连长于景才带来的抢险人员配合下,救护工作才进入有序的状态。不一会儿,我的老班长、二排副葛龙生被扒了出来。我摸摸他的胸部还有心跳,二话不说背起葛排副就往底弯道跑,搭上矿车赶到井口,正好有卫生队军医赶来。经军医检查,葛龙生同志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我所敬重的老班长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葛龙生、张柱淑都是1966年从四川泸州地区入伍的老兵,连队优秀的共产党员和施工骨干,牺牲时才二十多岁。余书光是1970年从贵州雷山入伍的苗族战士,牺牲时更年青。三人都未婚,他们和基建工程兵41支队上百名年轻战友一样,把美丽的青春和宝贵的生命献给了祖国的三线建设,献给了盘县矿区,但他们的英容笑貌永远活在我们心中。2007年我退休之后,曾经邀约多位战友故地重游,专门到盘县烈士陵园拜谒了我的三位战友和长眠在那里的英雄许际直等烈士。愿英烈们永垂不朽!

 

(二)
英雄许际直

 

  转业地方工作后,有时老战友们相聚,有人会半开玩笑地问我:“当年宣传许际值那篇通讯,是不是你编的呀?”


    首先我要声明:《生为革命谱新曲,死为人民写壮歌》那篇记述一等功臣许际直英雄事迹的长篇通讯,不是我一个人的作品,而是若干同志真诚合作的结晶。我只是参与调查采访较多,写作时执笔出力多一点而已。其次我要郑重告诉大家,许际直的英雄事迹没有任何虚构。它是我和所有参与写作的同志深入连队和英雄家乡认真调查、反复核实的真实记录,并非谁人的随意编排和杜撰。与其说这篇通讯是我们写的,不如说是许际直自己用生命谱写的。


    3月17日,我从团部赶到北二工地参加四中队矿难抢险并自告奋勇临时代理损失惨重的二排排长后,当天夜晚,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郭群生便来到连里,传达团首长指示,要我配合郭股长协助连队完成三位烈士的善后,并做好部队的稳定工作。一次事故牺牲3位同志,轻重伤十余人,对于一个排来说确实打击不小,损失惨重。当晚,连部已经为我准备了床铺。但按惯例点名就寝后,诺大一个排里,四个班留下不少空铺,显得十分冷清。尤其那些刚离家不久的新兵,由于“害怕”,不敢躺下睡觉。眼见“形势不妙”,我没有到连部去睡,而是自己动手打开我的老班长葛龙生的被子,躺在葛排副留下的床位上,并指定我的学生、五班长杜必林也躺在牺牲的张柱淑副排长铺位上,“带领”大家安心入睡。


    俗话说,祸不单行。这句话对于我们402团的1971年来说,实在太应验了。第二天准备召开三位烈士的追悼会时,没人会写悼词。我想起过去读过的一些悼词“样本”,就根据翻阅三位烈士的档案和平时掌握的情况,照猫画虎起草了三份悼词。几天后清理善后,组织股一位干事请示政治处主任袁润亚:“袁主任,这几份悼词还要不要保留?”袁主任随口答道:“留下吧,也许今后有事还可作参考。”大家禁不住笑起来,“批评”袁主任不该讲这种不吉利的话。谁知他一句成箴,不该发生的“事情”果真又接踵而至了。


    3月26日晚,我跟郭群生股长在四中队承担的善后任务基本完成,正准备次日撤离。还未躺下休息,就接到团部打来紧急电话:“四营十七中队又发生冒顶了,三名战士被压在里面还没救出来,首长要你们赶过去参加抢救和做好善后工作!”


    我们深一脚浅一脚摸黑赶到十七连施工的北一采区2#井口,救援工作已接近尾声。被埋得不深的副排长朱景富第一个被扒了出来,还可以继续指挥抢险。班长黎清森被压断了一条腿,在新战士许际直的身体保护下捡回了一条命,正在包扎准备送往团卫生队。只有奋不顾身用自己身体挡住落石保护班长的四川新兵许际直因伤势过重,英勇牺牲。


    当睌,就有不少指战员向我们反映:“许际直这个新兵不简单,应当为他请功!”一些亲历现场的同志还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当时的惊险情况:发生冒顶时,许际直并未受伤,他看到冲在前面抢险的副排长朱景富和班长黎清森被爆雨般的落石砸倒,便奋勇冲上前去增援。朱排副被压得不深,许际直和其他战友一起硬是用双手把他刨了出来。黎班长的左腿被垮下的钢砼卡死了,无论如何也抽不出来。顶板上,拳头般大小的落石如雨。身边,倾泄而下的岩石和圆木越磊越高。黎班长看到是一位新兵在用身体保护自己,忍不住哭出声来:“不要管我,你赶快退出去!”许际直坚定地回答:“班长,不要紧,有我在就有你在!要死我们死在一起,要活我们活在一起!”任凭落石圆木倾泄而下,硬是没有后退半步!


    他这种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让给战友的精神,惊天地而泣鬼神。


    当战友们轮番冲上去把他和黎班长扒出来时,黎清森还在小许的胸脯下活着,新兵许际直却献出了他19岁的年青生命。


    以上这些扣人心弦的情节,不少参加抢险的指战员和随军老职工、工改兵都当面向我们描述过。黎清森、朱景富两位被救战友也亲自对我们证实过。情况上报后,支队政治部又派宣传干事张龙舟(后调任42支队宣传科副科长)、新闻报道员吕玉才(后升任支队宣传科干事)等来核实过。402团除了本人自始至终参与之外,还抽调了勤务连班长喻斌伦、十七连文书王德军、班长何光祥等参加调查采访和新闻稿的写作。通讯稿写作是在大家集体讨论的基础上,由我执笔写出第一稿,再三修改后,由张龙舟干事最后润色定稿。以建字四一部队写作组的名义,先后发表于《贵州日报》《国防战士报》《基建工程兵报》等军内外报利和贵州人民广播电台(《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也曾约稿,后因林彪事件未能刊用),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掀起了学习和宣传英雄许际直的热潮,促进了部队建设。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生为革命谱新曲,死为人民写壮歌”的口号是许际直的原话吗?他为什么能够兑现自己的诺言?


    我要如实告诉大家:“生为革命谱新曲,死为人民写壮歌”的最初“版权”并不属于许际直,但那是他经常引用的座右铭,而且切切实实做到了,圆满兑现到了极至,非常了不起。大家知道,我们这一辈人的年青时代,是英雄辈出和崇尚英雄的时代。不少英雄的豪言壮语,如雷锋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王杰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都曾经是大家自觉遵行的行为准则。


    许际直出生在当年红四方面军的老根据地,从小受到革命传统的熏陶,又是一个爱读书看报和喜欢抄录警句的青年。“生为革命谱新曲,死为人民写壮歌”这句话,就是他从报纸上抄来的。调查组到许际直家中采访时,他的姐姐许兰英向我们出示他的大字练习本,其中就有这句话。许际直所在班的班长何光祥反映,新兵分下连队后,有一天许际直“心血来潮”,还把“生为革命谱新曲,死为人民写壮歌”写在了宿舍内的墙壁上,被何班长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他才很不情愿地擦掉了。可见,英雄生前对这句口号已经崇信到何种程度!


    但许际直不是一个只会喊口号的口头革命派。他说到做到,注重实践,把理想和追求认真落实到日常工作之中,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受到同志们的称赞和领导的表扬。这在一般新兵中是很不容易的。想当年,我们部队所处的环境和承担的工作确实很艰苦。但是对待苦和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大多数官兵为了人民,为了战备,面对艰苦,喊出了“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表现出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另一种则是极少数人确实怕苦怕累怕死,面对困难企图打退堂鼓,打算当逃兵。笔者在下连调研中,曾亲自“欣尝”过一位来自沿海富裕地区新兵的“精彩”家信。这名老弟把部队的艰苦环境和工作情况编成若干句“苦”话,组成一个可怖的大“苦”字。“胞兄:请看苦字歌:来到贵州盘县乌蒙山(一横),抬头是山(一竖),低头是山(又一竖),上班排队下山去(一横),下班跟着上山来(一竖)……不知何日才得见亲颜一(最后一横)!”像这种悲观失望的情绪,与许际直的思想和行动比较起来,岂不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么?当然,这些同志后来经过部队教育和实际锻炼,大多数都转变了,有的还成了攻艰克难的硬骨头。这就是部队这座大熔炉的功劳。按今天一些年青人的观点,他们是无法理解许际直和我们这一代“傻子”的,更是不会崇拜雷锋、王杰、欧阳海等英雄模范的,但是英雄们的精神永存。


    我虽然不认识生前的许际直,但在他英勇献身后却长期“零距离”与之接触。能为宣传和学习英雄许际直做些实际工作,为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建设有所贡献,是我军旅生涯中一段难忘的经历和骄傲。英雄许际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三)
许家一晚餐

 

  处理完烈士许际直的安葬抚恤等善后事宜后,经向支队党委上报请示,许际直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又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领导机关追记一等功,贵州省军区向全区部队发出通知,号召广大官兵向英雄许际直同志学习。


    402团党委为了把学习英雄许际直的活动开展得更加扎实,决定组成一个精干的调查慰问组,深入烈士家乡调查慰问,进而把许际直的英雄事迹整理成文,投送军内外新闻媒体并在部队内部开展宣传教育,扩大社会影响。调查组由四营政治教导员靳禄俊同志带队,临时借调到团政治处帮助工作的四中队副排长吴进华和勤务连班长喻斌伦3人组成。四月上旬,靳教导员率领我(吴进华)和喻斌伦同志从贵州盘县出发,经云南沾益乘上火车,在贵阳转车至四川成都、广元,再换乘汽车,几经辗转才来到许际直的家乡巴中县。


    地处川北大巴山麓的巴中县(今巴中市巴州区),曾经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著名的川陕苏区的中心。连接通(江)、南(江)、巴(中)、平(江)等县的川陕根据地,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块影响巨大的革命根据地。上世纪70年代,巴中县还属四川达县地区管辖。虽然到处是绿水青山,生态环境不错,但山高谷深,地势险要,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经济不发达,老区人民的生活仍然比较艰苦。调查慰问组到县革委会和武装部接洽后,第二天一早就乘公共汽车往许际直家所在地群乐公社赶去。一路上,狭窄的泥沙公路好似挂在狭谷边的腰带,弯弯曲曲,起伏向前,险象环生。但汽车开到群乐公社所在的茶坝区街上,前面就没有公路了。我们只好迈开双腿,步行30华里才来到许际直烈士的家中。靳禄俊教导员因为对部队的管理放心不下,他把我们领到公社革委会和许际直家中,对烈士的父母和亲人表达部队党委首长的慰问后,就匆匆赶往茶坝返回部队了,留下我和斌伦同志住下来继续开展调查。


    我和喻斌伦同志都来自农村,家中也比较困难。但万万没有想到,许际直烈士家的贫困状况比我们家要严重得多!用今天的话说,那就是典型的“特困户”。当年,烈士的父亲已经71岁。据说因小时候患病留下残疾,左足和左手都失去了功能,不能劳动。烈士的母亲61岁,一只眼睛失朋,只能靠她撑起整个家庭。许伯父和伯母共育有六个子女。五个儿子分别取名乾、坤、正、直、庆,字辈为“际”。长子际乾参加抗美援朝转业后留在重庆工作,次子际坤和三子际正已分家另立门户,只有年纪尚幼的四子际直和幺儿际庆还随父母生活。二老还育有一个女儿名许兰英,属于际直和际庆的姐姐,当年24岁,长得眉清目秀,聪明手巧,还很健谈。但天不悯人,竟让这位美丽的姑娘患上了严重的内风湿病,手足基本瘫痪,生活不能自理。许际直牺牲后,这一家老幼真可谓雪上加霜,屋漏又遭瓢泼雨!


    可是,这个从“红区”挺过来的赤贫家庭却非常坚强。他们与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血肉亲情,更是让我万分感动,终生难忘。许大伯年青时虽因身体残疾不能参加红军作战,但他的头脑却非常聪明,处事十分机敏。他就凭借身体残疾的“优势”,充当了红军和游击队的情报员,经常为自己的队伍送信、传递情报。当年红军发给他出入军营的“腰牌”,一直保存到“文革”期间还珍藏着。许伯母的父亲,即许际直的外祖父,也在早年参加红军队伍,牺牲在战场上了。像这样的人家,我们在生产队里走访时,遇到的不是一户两户。


    许际直从小就在这块红色土地上吸吮着丰富的革命营养,许家的父母也很重视对子女进行传统教育。许际直的大哥二哥都是共产党员,二哥许际坤还是生产队长和公社党委委员。连他身残志坚的姐姐许兰英都能讲不少革命道理。我们对老人进行宽慰时,兄妹俩都帮助我们做了不少劝慰工作。据家人和乡亲们反映,许际直自幼就是一个好学上进的优秀少年。他从1957年入学起,年年都是三好学生。从小学二年级起,还先后担任过少先队的小队长、中队长和大队长,是老师的得力助手。他特别崇敬革命先辈和英雄模范,喜欢阅读革命小说和连环画,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苏拉的故事》《黄继光》《董存瑞》《少年英雄刘文学》等等。在那个亿万人民同学毛泽东著作的年代,他也读了不少毛主席的书,有些篇章能够非常流利地背诵下来,在写文章和开会发言中引用。入伍前,他还从家乡先后步行30多华里到邻县的仪陇马鞍场朱老总故居和60华里外的张思德家乡参观,立志以革命元勋和毛主席表彰的模范为榜样,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战士。


    当年应邀在部队和地方宣讲许际直英雄事迹时,有人曾经质疑:许际直入伍才三个多月,为什么一个新兵能够表现出如此超出常人的大无畏精神?


    其实令人惊奇是很自然的,但处在那个人人都被毛泽东思想浸润和英雄模范感感召年代,也用不着奇怪!以上这些背景资料,过去我介绍不多,今天把它补记出来,战友们就更加理解了吧?


    还有一个我从未“透露”过的情节,今天也一吐为快:到许际直家慰问和调查的当天晚上,烈士的父母和亲人一定要留我们吃晚饭。我看到许际直家的困难境况,不由想起自己在农村老家苦熬苦撑的七旬老母,不由悲从中来。而许伯父伯母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当我问他们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可以向我们讲,我们一定向部队党委和首长汇报时,两位老人和烈士的哥姐一句苦也没有叫,只提了唯一一条要求:“请你们把他弟弟许际庆带到部队去,接他哥哥的班,完成许际直未完成的任务。”当时还不满17岁的许际庆也拉着我的军衣,表示坚决要跟我走。我顿时热泪盈眶,嗓子眼像被什么东西堵着一样,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阵才缓缓回答道:“这个问题事先没有思想准备,你们家又这么困难,刚刚能出点力的际庆走了,两位老人和他姐姐谁照顾?”际庆的二哥许际坤立即接过话去:“这个问题你们不用担心,还有我和他三哥呢。”我只好表态:“因为来时部队没有这方面的安排,我们不能作主。等我们回去向首长汇报后再回答你们吧。但吃晚饭就不用麻烦了。”谁知道,两位老人早安排人手在厨房准备好了饭菜,无论如何不让我们到公社去就餐。恭敬不如从命。那时实行集体生产和分配制度,农民虽然贫困,基本口粮还是有的。正是春荒时节,端上来的菜蔬除了一碗腊肉和青菜外,都是刚刚从地里摘回的豌豆和蚕豆。主人为我和喻斌伦同志各盛了一大碗白米饭(我俩都不喝酒)。斌伦同志准备动筷子时,我看“情况不对”,就给他使了个眼色,端起桌边的煤油灯向厨房走去。只见大铁锅里,焖了小半锅蚕豆,没有几粒米!我和斌伦不知说什么好,赶紧将各自碗中的白米饭倒回锅中,翻来覆去掺拌在一起,才与大家分而食之。这顿饭不是我在农家吃的唯一顿晚餐,但却是我吃得最香的、苦中带甜的、最难忘的一顿晚餐。47年过去了,后来被组织派人接来部队接过哥哥许际直的枪继续战斗,终于成长为基层优秀政工干部的许际庆同志,如今已变成了双鬓染霜的小老头,不知他是否还记得这一幕?也许他的父母早已仙逝,一些年长的哥姐已不在人世了。但是他们代表老区人民对子弟兵的那份深情厚谊,令我没齿难忘!

(2018年3月3日至5日写于海南)